​在以色列故土上进行的考古调查始于19世纪中叶，研究圣经的学者们当时对这片土地进行了勘察，以期找到《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提到的地点的遗址。在接近19世纪末，主要是20世纪初以来，许多残存的古墙（阿拉伯语叫做“tel”，即古代聚居地的遗址）被挖掘出来，从而奠定了科学考古调查的基础。 在英国托管时期（1917-1948），考古活动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建国以后，考古活动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加强。 考古挖掘中积累的经验不仅为地层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也促使人们对陶器和其他人工制品形状的演变（类型学）作细致的研究。考古学上地层和遗址的年代也可据此得以确定。近年来，考古研究又扩展到鲜为人知的古代物质文化的某些方面，如营养、疾病、经济和商业。这些现代考古研究的成果正应用于每年挖掘出的数十处遗址。 以色列的考古活动涉及到对国家的所有历史遗址进行系统性的调查—从史前到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末期。大量的历史遗物就是已在这块故土上留下了印迹的多种文化的见证。独特的地理位置对远古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万年前，这块故土起着大陆桥的作用，成群的猎人跨过它从非洲来到欧洲。在约旦河谷流域以及在卡尔梅勒山和加利利的洞穴中发现了他们的营地和生活场所。在《圣经》所描写的时代，这块故土成为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即现在的伊拉克）平原和埃及平原的繁荣文化的桥梁。自从被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后，以色列故土一直起着东西方地理和文化纽带的作用。 以色列的考古研究更加说明了这个国家就是三种伟大的一神宗教的精神遗产的家园。首先，它明确地揭示了犹太民族、《圣经》和以色列故土之间的历史联系，将犹太民族在自己的祖国留下的文化遗产的遗址展现了出来。这些人们如今可以用眼看到的、曾深埋地下的历史遗址，将植根于祖国大地上的犹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形地联系在一起。在遍及全国的所有历史遗址都可见到这一不可截断的历史链环：在《圣经》时代的城市Hatzor、美吉多、基色、舒姆龙、贝尔谢巴和达恩；在第二圣殿时期的城市太巴列、Sepphoris(Tsippori)、Gamala；在犹太人为自由而斗争的地方马塞达要塞和Herodium；在发现了苦行派教徒精神中心遗址的死海附近的约旦沙漠（那里还发现了包括《旧约全书》最早版本在内的《死海古卷》）。同一时期，还发现了与耶稣生活有联系的遗址—迦百农、太巴哈，那里还存有拜占庭时期的教堂遗址。 罗马和拜占庭时代的城市凯撒里亚、贝特谢安和巴尼亚斯的遗址被挖掘出来了，内盖夫城镇Avdat、Halutza 和Mamshit 被挖掘出来了，它们在当时都很繁荣。穆斯林时期的遗址有拉姆拉城、有杰里科的Khirbet al-Mafjar宫（Hisham宫）。十字军时期的遗址包括许多要塞和城镇—阿克、凯撒里亚、贝尔沃、和尼姆罗德城堡。 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一直是广泛考古活动的中心，也是迄今揭示出拥有5000年历史遗迹的地方：在大卫城，有Canaanite城的城墙和以色列联合王国首都的建筑遗址，包括复杂的地下水道系统；有自第二圣殿时期以来沿着至今尚存的圣殿山遗留围墙而建的公共建筑的遗址，有处于老城中今日犹太区的上城令人瞩目的住宅遗址，有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坏后残存的废墟，数以百计的石窟陵墓，其中一些装饰豪华，证明着被毁坏城市昔日的富庶；有拜占庭时期的许多教堂和宗教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墓教堂；有穆斯林统治时期圣殿山上的清真寺以及在圣殿山以南挖掘出的政府中心的遗址；有十字军时期的城墙、教堂和有屋顶的市场；有马木留克和奥斯曼时期的尖塔，以天空为背景映衬着老城的轮廓。老城的那些城墙和雅法门旁的城堡兴建于奥斯曼“伟人”苏丹苏里曼统治时期。 在以色列有大约20,000处公认的古代遗址，它们受到法律的保护。每年都要在全国各地挖掘出数十个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址。无论以色列国内考古队还是来自国外的考古队，他们的采掘活动都必须由以色列政府主管文物的部门签发许可证，这就保证了对国家文物的保护。以色列的文物法规定，每一处建筑工地都要进行考古遗址检查，必要时还应进行挖掘检查。国家还有保护涉及公众利益文物的权利，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物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展出。该博物馆还收藏了保存《死海古卷》的圣书柜，部分《古卷》正公开展出。 为保护和修整古迹，以色列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和资金，已有数十处各个历史时期的古代遗址向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