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谢尔·韦尔著

对任何一个国家过去五十年文化史的回顾会发现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疑重 大的飞跃。肯定地说，这种变化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五十年的变化都要大。在以色列，情况更是这样。在同一时期里，以色列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它们对这个年轻而又古老的国家的属性和文化特点产生了影响，而且现在仍在施加影响。
1948年的以色列，正值600万犹太人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被屠杀后的三年，是一个有64万犹太人的国家，处于5个阿拉伯邻国都要侵犯它的前夕。这些阿拉伯国家意欲铲除它，或者用一位阿拉伯领导人的话来说，“把犹太人赶到大海里去。”它是一个在痛苦挣扎中接纳遭到屠杀后的欧洲犹太人幸存者的国家。这些幸存者的所有财物都被掠夺了，并被残酷地割断了与自己文化和语言根源的联系。但是他们准备在接纳他们的这块土地上活下去，创造新的生活。
随之而来的每一个十年都出现了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五十年代是犹太人从阿拉伯领土大量移民前来的十年，他们来自摩洛哥、也门、伊拉克，还有好几万犹太人来自世界各地大约70个国家。他们带来了各自的语言、民族传统和文化习俗。
六十年代最重要的标志是1967年的6日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当时，有关整个新国家的神话和兴高采烈不仅浸没了以色列的犹太人，而且实际上浸没了所有的海外犹太人。但是这种欢乐在很大程度上为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及其后果所破坏。在将近30年后，我们仍然深深感到它的一些影响。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第一次出现了与阿拉伯世界建立和平的尝试，那是从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对以色列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开始的。
当我们跨进新世纪的时候，以色列已经走上了与大部分阿拉伯世界关系正常化的漫长道路。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建立了全面的关系，与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里亚、阿曼和卡塔尔等伊斯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关系。随着新风吹进了中东，以色列与它过去的一些死敌，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当局和叙利亚目前正在进行不同层次的和平谈判，人们对谈判的结果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些谈判的结果不仅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且对其文化的发展都将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年轻的国家的安全一旦有了确实的保证，它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正视现存的教育制度和建立一个结构，这样就能使构成这个新国家的多种居民形成一个以色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耗费了许多时间，经历了往往是痛苦的历程，才认识到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大熔炉”——这是当时流行的概念，而是要建立一种融合体，使每一个个人在接受他的社会里能够自豪地保留他或她的文化传统。该社会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同时又在铸造一个同一的文化特性，即具有个人各种各样的爱好，而又能组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大家公认这就是目标。
对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与向新移民进行希伯莱语教育的必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新移民中大多数人过去不懂得这一语言。希伯莱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虽然它仍在祈祷中使用，但是在日常说话中几乎已不使用。希伯莱语的复兴主要是一个人的功劳，即埃利泽·本一耶胡达(1858-1922)。他和几位追随者在一代人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语言，它日益成为以色列国土上犹太居民的母语。
由埃利泽·本一耶胡达建立的希伯莱语委员会根据《圣经》、《塔木德经》及其他来源创造了成千上万的新词汇和概念，以适应20世纪生活的需求。学会希伯莱语已成为全国的一个目标；当时流行的一个口号是“犹太人，说希伯莱语”。这一规劝同样深入地灌输给了幼儿园的孩子、小学生和成年人。在全国各个城镇、村庄、集体农庄和社区中心都建立了称作“乌尔潘尼姆”的强化希伯莱语的专门学校。
当然，建国前的以色列尽管人口不多，却已经有了它自己丰富的文化生活。文学繁荣昌盛，走在前列的是全国著名的诗人查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和作家什穆厄尔·约瑟夫·阿格农。在1966年，阿格农获得了以色列迄今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
后来成为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的巴勒斯坦爱乐交响乐团是由著名的波兰出生的小提琴家布罗尼斯拉夫·胡贝尔曼于1936年创建的，它的首场音乐会由阿图罗·托斯卡尼尼指挥。
比扎莱尔工艺美术学校是由保加利亚出生的鲍里斯·沙茨教授于1906年建立的。它已经培养出一代画家、雕塑家、地毯编织艺人和手艺人，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甚至还在海外展出。画家雷郁芬·罗宾、安娜·蒂肖、莫德查·阿尔顿、约瑟夫·扎里茨基、马塞尔·扬科和雕塑家伊扎克·丹斋格、阿夫拉汉姆·梅尔尼科夫和查纳·奥尔洛夫等人已开始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1917年成立于莫斯科的哈比马赫剧院在1931年迁至特拉维夫，并以其戏剧演出吸引了大批具有鉴赏力的观众。在演出的戏剧中已开始包括本国剧作家的作品。
但是在那时，时代要求变革。最初的迹象是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批被称做“波尔马奇一代人”作家的作品（波尔马奇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哈加纳的突击部队）。这些作家本人参加过独立战争，后来进入了以色列文坛名人之列。他们中有：S·叶兹哈尔、海姆·古里、哈努其·巴尔·吐夫、本吉明·塔穆兹、阿哈浓·曼吉德、尤拉姆·卡纽克、伊高勒·穆辛松、摩西·沙米尔和诗人叶胡达·阿米茄、纳汤·奥图曼以及尤里·兹维·格林波葛。这些作家——他们当中有的人今天仍在写作——常常塑造时代所要求的英雄形象。他们也为其他领域的艺术创作定了调，因而可被视为当代希伯莱人文化活动的起始点。
在这些文学偶象之后出现了所谓的“以色列国一代人”作家。这些作家深受前一代人的影响，以色列国的创建以及他们自己童年时期的斗争仍然是他们主题。在这些作家中，有的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承认，他们的作品已被广泛地译成了其他文字。他们当中包括阿穆斯·奥兹、A·B·叶胡邵、叶胡邵·凯纳兹和阿哈浓·阿贝菲尔德，后者的主要影响是关于《大屠杀》，虽然他的作品以相当含糊不清和不可捉摸的欧洲为背景，仅提及了那个时期的一些灾难性事件。
但是“以色列国一代人”作家现在也已把文学的接力棒传给了下一代。一些现在年仅四、五十岁的较年轻的作家，诸如大卫·格罗斯曼、叶夏亚胡·科伦、梅尔·夏利夫和哈姆·贝伊尔，对本国的文学舞台继续具有重大影响，他们的作品也在国外广泛出版。近来本地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妇女占了主导地位，相对来说，她们的声音在以色列国早期是听不到的。在这些人中包括有舍拉米斯·哈里凡、阿玛莉亚·卡哈纳—卡蒙、舍拉米特·拉比德、叶胡迪特·汉德勒、萨夫蓉·莱布里沙特、纳娃·萨米勒、努里特·扎琪、巴特亚·古尔以及诗人达哈莉娅·拉维科维奇和已故的尤娜·瓦拉奇。
现在我们看到了另一代作家，这一次他们的禀性大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国家的建立、新移民的吸收、基布兹运动先驱者英雄人物塑造、大熔炉以及对国家未来生存的关切等这些归的悬念均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对精神较少的关切——美好的生活，对快乐的向望，以及对于到目前为止的神圣事业的批判——常常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对偶像崇拜的，有时甚至是以虚无主义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这些作家来说，要紧的事情不再是他们的父母为之艰苦奋斗的事业，而是他们在巴黎、伦敦或纽约的同行们所关心的许多同样的事物。这类作家包括叶胡迪特·卡齐尔、奥利·卡斯特尔—布鲁姆、艾特高尔·卡里特、伊里特·利努尔、高迪·陶勃、亚历克斯·爱泼斯坦、艾斯梯·哈伊姆等。对于所有这些作家，可以不严谨地称之为“后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代”。
尽管有电视和计算机的侵蚀，儿童读物在以色列仍然受到人们喜爱，尤其是那些由获奖作家所写的读物，如乌里·奥利弗、梅尔·沙利夫、叶胡达·阿特拉斯、艾弗拉姆·西敦、尼拉·哈里勒、大卫·格罗斯曼、塔玛尔·布格曼、基拉·奥玛古尔、坦尼拉·卡米、纳法·西曼勒、杜里特·奥加德和米歇尔·斯努尼特等。如同成年文学作品一样，许多主题不再只是关于基布兹生活和先驱者，而是世界各地儿童的普遍话题。例如，叶胡达·阿特拉斯的《而那个小孩就是我》及其续集《而那个小孩也是我》就触动了以色列儿童及其家长们的心弦。而这些相当大胆的、打破了传统习俗的韵文使它们成为畅销书达十多年之久。以色列的儿童读物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出版商的青睐。
以色列文化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有西班牙系犹太人背景（这些犹太人源自阿拉伯国家而不是德系犹太人或“欧洲”犹太人）的这一部分作家中迅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种族意识。在文学方面，这一趋势在以下几个人的作品中就很明显，他们是：出生在伊拉克的希蒙·巴拉斯、萨米·米歇尔和艾利·阿米尔，出生于叙利亚的阿蒙·夏穆希，出生于摩洛哥的奥布特·苏姗，以及出生于埃及的伊兹哈·古米扎努—古里安，这仅仅是几个例子。
在音乐方面，人们甚至可以更加强烈地注意到一种类似的趋势，即所谓的“东方”音乐——更恰当地说是“地中海”音乐——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在较年轻的人们当中。具有这种风格的广受欢迎的歌手包括扎哈瓦·本、萨里特·哈达德、茄姆·摩希、伊扎赫克·卡后、阿维胡·曼迪那以及在他们当中也许是最出众的奥夫拉·哈扎——他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在2000年41岁时过早地去世了。在过去几年，一个成功的管弦乐队是阿希杜德的安达鲁辛管弦乐队（它的很多音乐家实际上原籍是俄罗斯），它演奏的全部是地中海音乐。其他两个十分成功的团体是成立已久的哈勃莱拉·哈蒂维特（“自然抉择”）和波士坦·阿芙拉哈姆（“亚伯拉罕果园”）。后者是一个融合团体，在总的地中海格调中包括了希腊、土耳其、波斯和印度的主题成分。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以色列的文化创始者们意识到国家有必须建立一个社会，在那里，种族特征和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将会包括在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以色列”社会里。今天，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以色列是一个多文化的社会，现在人们公认，只有保持各个文化的特征，同时努力实现并列的以色列文化——它将吸收构成一个整体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并为它们所丰富——这样，国家才能受益。以色列仍然是个移民国家——自1989年以来，超过一百万的移民从前苏联的各个国家来到了这里。在1984-1986年的“摩西行动”和1991年的“所罗门行动”中，3万多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来到了这里。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移民。在6年内使这个国家的人口增加了12%以上——可与在同一时间里接纳了三千多万人的美国相媲美！
这么多人从前苏联来到以色列，这对以色列各个方面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没有在哪个方面能够超过它在音乐领域的影响。（在移民浪潮高峰时期通常有这样一个笑话：如果一位走下飞机的俄罗斯移民腋下没有夹着一把小提琴盒子的话，那么他肯定是位钢琴家。）这个国家新的管弦乐队、室内乐团、唱诗班和独唱家的数量有了大量的增加，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音乐教育有了极大的提高。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学校或社区中心没有自己的音乐家团体，它们都在讲俄语的教师的密切关注下弹奏着或歌唱着。今后几年，无论出生于以色列还是出生于国外的年轻的音乐家们在前苏联移民的培育下，都有可能加入以色列有名的独唱或独奏演员的乐团，如伊兹哈克·伯尔曼、平哈兹·苏克曼、丹尼尔·巴伦波伊姆等人的乐团。这些人在世界各地音乐厅的舞台上和录音棚里都颇享盛名。甚至早在以色列国的初创时期，歌剧就拥有热情的观众。在特拉维夫歌剧院上演过用多种语言演唱的歌剧，西班牙年轻的、大有可为的男高音帕拉西杜·多明戈就是在这里崭露头角的。最近几年，由于大量俄罗斯移民的涌入，歌剧也受到很大的激励。1995年，随着在特拉维夫新建的戈尔达希望艺术中心气势宏伟的歌剧院的首场演出，以色列的歌剧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剧团也逐渐摆脱了国家哈比马赫剧院颇为夸张的、有些装腔作势的英雄形象。一些新的剧团，例如在1996年庆祝建团五十周年的卡梅里剧团、海法剧团、贝尔谢巴剧团和在耶路撤冷的可汗剧团也和哈比马赫剧院一样，都在上演具有时代气息的剧目，反映现代生活和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以色列最新成立的大剧团是“格谢尔”（意为“桥”）剧团，由来自前苏联的移民创建。它起初是为尚未掌握希伯来语的演员们提供工作机会，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讲俄语的、渴望文化生活的观众在文化方面的需要。仅仅几年之后，格谢尔剧团开始上演由移民中来的演员和当地演员用希伯莱语演出的剧目。现在这个剧团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具创新和最受观众喜爱的剧团之一。叶夫盖尼·阿里耶率领该团几次到国外成功的演出便是最好的证明。
地处特拉维夫市中心的贝特·莱辛剧团是上演保留剧目的主要剧团，它着重排演带有强烈政治和社会学色彩和信息的本国和外国的剧目，是一个有一定思想观点的剧团。贝特·莱辛剧团用戏剧形式反映当今在以色列存在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
奥纳·波拉特女士作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和剧团经营者，赢得了1999年以色列奖。她同已去世的教育部长叶戈尔·阿隆一起在1970年建立了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奥纳·波拉特国家儿童青年剧团。这个巡回演出剧团给儿童观众带去了许多剧目和戏剧方面的经验，足迹遍及全国250个居民点。
以色列许多剧团演出的剧目是由本国剧作家创作的。观众蜂拥去看哈诺奇·拉维恩、叶胡舒阿·索伯尔、希谬尔·哈斯法里或希勒尔·米特尔彭奇等剧作家的最新作品。拉维恩创作了三十四部戏剧，无疑是以色列最多产和最杰出的剧作家。由于他在1999年过早谢世，他灼人的智慧和辛辣的嘲讽也随之告终。
舞蹈是经历了巨大变化的另一领域。1948年以前，在以色列舞台上活跃的主要是热衷于民间舞蹈的演员，如出生于俄罗斯的莉娜·尼科娃以及出生于特拉维夫的巴鲁奇·阿加达蒂等人。他们在俄罗斯、巴尔干和本地阿拉伯舞蹈的影响下，忙于创建以色列独特的舞蹈风格。从1944年起，他们在定期举行的基布兹达利亚民间舞蹈节上会面。此后，一些专业的舞蹈团和舞蹈学校相继成立，其中著名的有巴切瓦舞蹈团、巴特·多尔舞蹈团、基布兹现代舞蹈团和以色列芭蕾舞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科尔·德·马工公司。它是一个由聋哑和有听力的舞蹈演员联合组成的现代舞蹈团体。该公司下属还有诸如因巴尔（由原藉也门的犹太人组成）和埃斯凯斯塔（由原藉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组成）等具有种族特色的舞蹈团体。
1948年以前，以色列唯一一座有些影响的博物馆是耶路撒冷贝泽拉尔艺术学院里的一个小型的考古学收藏室。画家和雕塑家很少有固定展示他们作品的场所。于是，他们经常到国外去，尤其是到巴黎去展出他们的作品。1965年，座落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正式开放，这大大推动了以色列雕塑艺术的发展。这座以色列最大和最重要的博物馆由许多部分组成，这些部分主要有：考古学和犹太文献和文物，包括来自贝泽拉尔的展品和藏有“死海古卷”的“圣书”，以及鲁兹青年馆。此外还有摄影和设计室，古典艺术室，特别是还有大量以色列现代艺术作品在这里长期或短期展出。在比利·罗斯雕塑公园还有展出现代雕塑作品的主要展览馆。以色列博物馆有时遭到指责，说它偏爱当代的外国艺术，忽视了以色列的艺术。但在最近几年，博物馆已采取了重大步骤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人们可以观赏到以色列现代艺术的另一些重要场所是特拉维夫博物馆、拉马特·甘艺术博物馆、位于艾恩基布兹的米希肯·奥马努特博物馆以及遍布全国的一些较小的博物馆和主要集中在特拉维夫地区的私人画廊。
以色列在近期才开始发展电影业。建国之前，以色列的电影业几乎完全局限于为像全国犹太基金会这样的一些全国性机构摄制资料片。建国之初摄制了几部完整的故事片，令人难忘的是一部名为“24号高地没有回答”的影片，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英雄气概。高质量的有商业价值的电影业只是在十年前左右才真正发展起来。更加成功的还是那些描述以色列的经历、阿以冲突和与各种灾难有关的影片，而不是表现题材更为广泛、更加一般性的影片。由于缺少经费和投资，电影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尽管“优质影片理事会”——一个公共基金机构提供过一些帮助。
尽管受到电视的影响（以色列的电视是1967年才开始的），以色列人仍然愿意花钱参与生动活泼的公众娱乐活动。一个名为“艺术为人民”的以色列独特机构，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给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带去了戏剧和文化娱乐活动，往往使人们有生第一次看到了戏剧表演。今天，当艾立克·爱因斯坦、谢洛姆·哈诺奇、叶胡迪特·拉维兹、施罗英·阿齐、伊胡德·巴奈、阿辛希诺阿姆·尼尼以及阿维夫·格芬等著名歌星演出时，当蒂贝克斯、艾兹尼克斯和哈菲弗等艺术团（该团最近已解散）演出时，以及当卡梅里·奎恩特和哈格夏·哈希费尔喜剧团（该团曾荣获这个国家2000年最高奖，即以色列大奖）演出时，演出厅里都挤满了站着观看的人群。象阿拉德音乐节和在埃拉特举行的红海音乐节等摇滚音乐节则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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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以色列是一个小的狭长地带，人口很少，人们最关心的是每天生存的问题，并在为创建一个能独立生存的国家而奋斗。五十二年来，当我们从一个千禧年进入另一个千禧年时，以色列已成为既兴旺又活跃的文化生活之家，体现了五光十色的表现形式。以色列已经从一个内向的、不爱交往的、在文化方面自我关注的民族，发展成为一支兴趣广泛的、外向的、生气勃勃的、拥有多元文化的和面向世界的力量。它的艺术家，作家、舞蹈家、演员和音乐家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而且它越来越多的各种国际性的节日与活动，例如，以色列艺术节、耶路撒冷国际图书展、国际诗歌节和卡梅尔舞蹈节等，已成为世界文化节日表上的重要事件。
以色列正在不断探索自身文化的特性，这表现在积极创造深受人民大众欢迎和赞赏的各种广泛的艺术形式——不是为了少数享有特权的人，而是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有一次，我坐在大卫塔门口的台阶上，
两只沉甸甸的篮子放在我的身旁。
一群观光客围着导游站着，
我成了他们注视的目标。
“你们看见那个带着篮子的男人吗？
就在他头的右方有一座罗马时代的拱门，
就在他头的右方！”
”可是他走了，他走了！“
我心里嘀咕着：弥补的办法只能是，
导游告诉他们说：
”你们看到了
那座罗马时代的拱门吗？
其实那不重要，在它的左边，靠下一点，
坐着一位男子，他给家里买了水果和蔬菜！”

-- 耶胡达·阿米奇